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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置身事内》分税制改革与土地财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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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mber

中国税收值改革从1985年开始进行包干制,到1994年分税制改革,以及后续的经济改革,都是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冲突与博弈。80年代,提高资源利用率,还是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。税收模式也包干制。在包干制下,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,每年进行一次谈判,约定一个门槛,低于门槛,互相分成,而高于门槛则收益全部由地方政府拿走。

在此期间,我国创建了大量的乡镇企业,地方政府也积极收税。但问题是,地方政府税收比例越来越高,而中央政府的税收占比越来越少。中央政府需要钱进行统筹发展,如国防,退伍军人安置,抗震减灾等。因此有了分税制改革。

分税制改革下,中央财政了占比由20%直接上升到了55%。中央有钱,再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补贴地方。这种方式由带来了2个问题。

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往往是发展经济,因此地方更愿意将优先的资源倾斜至招商引资,因此人文的投入就相对减少,如教育,医疗,环境等。因此也就有了后面的科学发展观。

问题一:土地财政

94年分税制改革后,土地财政的收入其实并不多。后来企业改革,取消企业福利房,房地产行业开始发展,地方通过卖地,契税,等等获得卖地+税收上的收入。

94年后,到现在,其实工业用地很少涨幅,涨幅最大的是商业工地,与住房用地。

但土地财政是一个寅吃卯粮问题——这里后面结束。一个政策功在当下,利能否长达千秋,关县长什么事。

地方上通过卖地,甚至有许多违规卖地,吸引人口,再通过开发,提高土地售价,其实这一进一出,基本上是平衡的,甚至有时还入不敷出。钱不是从这里赚的,但能带动其他产业链,提高经济流通性,增加税收。

问题二:上下级,地区级失衡

分税制改革后,中央政府通过再支付手段给地方政府拨款,往往层层递减,从省,市,县,乡,基层单位往往吃的最少,但又是具体命令的执行者。因此压力一直很大。

为了缓解基层压力,中央有进行改革,如免除农稅(中国加入WTO后,GDP不断攀升,税收也在提高,相对的农税的比例也就降低了),教育部拨款免除学杂费,新型农村养老保险,农村医疗保险等。

此外也有地区间的失衡,如最GDP强省广东,浙江,福建,与最弱省广西,甘肃,他们之间的人均财政支出其实是差不多的。这就需要再支付手段保证西北地区省份的财政支出。

总结

回头来看,分税制改革无疑是成功的,中央政府不能没钱。这期间也有中国的机遇,有全球化背景,各国间趋向合作,加入WTO后,我国的人口优势也得到了发挥,经济增产速度迅猛,人民手里的钱确实变多了。但依然后很多显示问题需要中央政府考虑,资源分配不平衡,贫富差距,高房价,环境,产能过剩等。这也就有了后面的不断改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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